德国不来梅大学教授费利克斯·劳耐尔博士在2011年5月广州举办的一次职教论坛上说，“世界已走在知识经济的道路上，许多国家倡导全民高等教育，其实是不符合现实的。发达国家的专业人才结构中，最稳定的人才(64%)还是应用型技能人才(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中国实行的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考试选拔，好的上高校，差的接受职业教育。这样的方式会使教育走入死胡同。”

　　但劳耐尔博士有所不知，建立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战略，目的就是改善教育结构大力培养技能人才，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能力。在北京，围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项叫做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的实践在扎实推进。

　　做企业发展需要的事

　　2011年9月28日，一个特别的开班典礼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举行，参加典礼的70名学员全部是华信中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中层以上技术与管理干部，殷卫宏董事长亲自担任班长。这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同国内知名安保企业联手合作的“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验班”，而企业深度参与教育改革，正是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的最大特色。

　　为什么像奔驰汽车、用友集团、全聚德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或响当当的“老字号”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分级制改革?还是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马德富给记者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一切源于“分级制在做企业想做的事，在做企业发展需要的事”。

　　马德富向记者透露，某公司曾经招聘了1000名员工，进行了3个月的专门培训，花费近1000万元，最后只有一半人符合企业需要，留下来成为正式职员。类似的事不只发生这家企业，其实很多企业都在为招不到合适的人，且招聘成本高、风险大而伤脑筋。

　　能找到对策破解这一难题吗?面对记者这样的问题，马总感觉他从职业教育分级制度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分级制是为了适应社会分工、职业分类和层次标准的多样化所设计的体系，职业教育分级标准是在大量调研和职业教育目标分类基础上，综合分析国家、行业和企业标准及要求，充分考虑到人的发展需求建立起来的，做到了与企业用人标准和岗位要求很好衔接。

　　马总还指出，用友公司与北京联合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合作，从分级标准的制订、“课相”开发到教学实施的全过程，用友一直紧跟，保证了学习内容和教学培训的方式都与企业非常接近。如用友与联大合作为一年级试验班专门开发了“用友十天”这样的“课相”，由企业资深人员和学校教师共同承担教学，试验班的学生从一入学就对将来从事的职业有了充分了解，对每个阶段的学习目标有了深刻认识，对用友企业文化有了很强的认同感。

　　“试验班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可以直接上岗，对企业来说可以减少员工的流失率。”马德富说，他对企业与学校的合作充满了信心。

　　面向人人的全程职业教育

　　“分级制一方面解决了企业用工短缺或者招聘不到合适技能人才的问题，同时，也为职业院校在面对生源危机时提供了机会。”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得到的一致结论。

　　据了解，2011年北京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7.6万人，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5.27%，已是连续5年出现下降。“过去教育资源短缺，职业院校面向众多的升学需求不得不通过考试选择学生，可现在到了学生选择学校的时候。面对生源变化，职业院校已不得不改革。”北京教科院职成所所长吉利对记者说。

　　面对生源问题，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成荣并没有忧心忡忡。“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拓宽了职业学校的办学功能，把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的中、高职教育的概念，真正是面向人人、服务终身。”他认为，职业教育分级制度的思想就是为处于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人获取和提升职业技能提供选择机会、制度保证和教育服务，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王院长提出了“全程职业教育”的理念，学校服务对象不再只盯着逐年下降的学龄学生，而是向所有具有职业教育学习需求的人开放。

　　“按照分级制的思想，能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率，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服务”，在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武马群院长看来，分级制改革对职业学校意义非常大。在传统的学历教育框架下，“没有依据职业需求来开展职业教育，或造成学生的胜任能力浪费，或是不能胜任岗位要求”，分级制消除了这一弊端。

　　武马群认为，“在分级制框架下，用统一标准对职业教育机构或专业等级进行认证授权，每一办学机构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解决各类职教机构沟通不畅的问题，社会职教资源得到充分整合和统筹管理”。武院长认为，分级制建立的职业教育机构评估认证制度，以及学生培养质量的内审、外审和考官制度的质量控制体系，对提高办学质量、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能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做有益的探索者

　　近10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在探索中前进，在学习中进步，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已分别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为什么职业教育还未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可?针对这个问题，吉利表示：“一直以来，我们用普通学历教育的标准来评价职业教育，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职业教育如果不打出自己的标准来，又拿什么让别人评价你的好与不好，这道理最简单不过。”

　　触及制度改革的标准设立谈何容易。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邵和平认为，现在职业教育实行的双证书制度，学历证书和资格证书代表的是两种标准，硬要把两种不同标准整合在一个培养过程中其实是很难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标准总监李怀康研究员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一方面跟着普通学历教育在走，另一方面说着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职业教育的话，仍然没有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要建立一套职业教育的话语体系，在李怀康看来，至少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技术武器”。作为长期跟踪北京市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验工作的专家，李怀康认为他从中见到了曙光，分级制提出的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职业、发展动力是职业需求、基本特征是分级”等理念，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国内职业教育界纷纷走出去，在学习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和英国的国家职业资格(GNVQ)等职业教育理念，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固然好，但学习过程中把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也确实令人担忧。李怀康表示，北京的分级制改革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职业仓”模型、职业教育目标分类、职业教育分级标准框架、职业教育教学原理和“课相”理论等分析工具和技术方法，这些都是推动分级制改革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