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会由成都市教育局张强处长主持。成都市教育局局领导、各处室负责同志,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教培机构负责同志,各区(市)县中小学校长,各市直属(直管)学校(单位)负责人,各市教师发展基地学校、校长实训基地校长共1000余人与会。
熊丙奇教授首先从近年来弥散于整个社会的高考升学焦虑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焦虑谈起。他认为上述两种群体性消极情绪正好折射出当下中国教育所滋生的诸种问题。熊教授将这些自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教育行政化、教育功利化、教育同质化和教育空心化。
针对教育行政化这一问题,熊教授深刻地指出给予各级各类学校以相应的行政级别,不仅不能体现对教育的重视,反而是在将教育“矮化”。他论述说,正因为学校是一级行政单位,校长必然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并理所当然地听命于上级行政领导,并对其负责。在此背景下,学校成了“官员学校”而非“校长学校”,校长治校、校长办学的自主性被很大程度地剥夺与压抑。他以我国在普通高校建设中大力推进的“985工程”“211工程”与南方科技大学改革触礁为例指出,教育行政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校的等级化”与“招生的高度计划制”。而这些必将从根本上抑制学校办学的热情与积极性,从而损害受教育者的基本权益。
关于教育的功利化,熊教授通过对“复旦投毒案”的剖析,直斥其巨大的危害。他说功利化的学校教育往往采用单一的评价机制,他们只交给学生知识而不会关注学生的人格与心灵,更无从谈起为学生的终身成长负责,这样的学校与工厂无异,而学生充其量就只是个工具。
在熊教授看来,有了行政化与功利化的两个紧箍咒,我们的教育必然就会陷入“同质化”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他说,钱老的世纪之问无时不在叩击着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千校一面”的结果就是“千人一面”。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一边却是用人单位找不到合乎自己期望的员工。这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将我国人才培养机制的病根暴露无遗。
在谈及教育的空心化问题时,熊教授满含忧思地说,在工具理性被奉若神明的当下,教育的本质往往被抽离,仅剩下荒谬绝伦的面具。体育测试变成了笔头测验、职业院校沦为农民工中介等等怪现状刺痛了我们的眼睛,更戳伤了我们的心。
熊教授指出,上述亟待解决的问题催生了教育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的出台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中国教育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然而时至今日,囿于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这一关乎中国教育改革命运的文件几乎被悬置。针对这一现状,熊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首先,《纲要》必须走出与诸种现行教育法规相悖的困境,这有赖于以“全国人大”立法为依托将《纲要》升格为《教改法》。其次,要高度重视一线教育工作者践行教育改革的推动力,要引导他们“坚守教育理想与底限并努力回归教育常识”。再次,要寻求“NGO”(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大力支持。